保全证据或指定他人保全证据以备最终裁决之用。
试想：如果没有对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认同和信奉，那么，国体Ⅰ是不是就会面临着危机？进而言之，如果认同危机得以发生进而导致国体Ⅰ残破甚至崩塌，中国这一政治组织体是不是又要陷入国将不国的境地？ 第二，积极性义务的塑造与建设目标。爱是一种强烈的、向外欲求的情感，由于强度高，可能带有占有的欲望，但也有自我牺牲的倾向。
尽管如此，认真对待宪法这种方向正当的学术倾向还是需要转化为学术上的现实操作，否则，就可能由于这种学术主张或倡导仅仅止于宏大而削弱其自身所应具有的功能和意义。自治具有三层内涵：第一，在制度层面上，管理机构的成员由该共同体内部的人员担任，而非外来者。第三个矛盾性结构是，宪法的制定就是要安顿革命，就是要进入后革命的国家建构（state construction）状态，但实际上，中国宪法的革命张力和后革命诉求之间是明显相悖的。[66] 就人大同公民的经济关系而言，可以描述为：人大基于私人自治[67]的民商法基本精神，以促进和保障民商事活动及其成果为目标，通过积极行使立法权以提供严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产品，从而为民商事空间的扩展创造制度性条件。⑶通过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等形式，管理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
当然，对于中国宪法典的解释可以有不同的目的指向，比如为了达到中国宪法的法律化或司法化实施之目的而进行的应用型解释，为了明了中国宪法典的本体内涵进而对相关制度做出清晰定位而进行的纯粹学理解释。在具体制度层面，表现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上海市的一次政法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韩正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带头依法，最重要一条就是不能干涉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无论是行为指南还是制裁规范都要着力于：一是形成不能干预司法、让审理者裁判的制度氛围，凡干预司法者，登记备案通报，问责必须到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改变法院人财物受制于政府的局面，省以下统管未必是最优选择，最好的方式也许是完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地方人大为法院提供人财物的保障，通过地方人大政治权威壮大法院司法权威，以防止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干涉。如果不能技术性地建立领导干部与执法办案的机制性间隔，不能用刚性制度形成硬性约束，不能实际地影响到领导干部和职业法官的足够利益，就无法阻断领导干部与司法审判的非正常关联。能够干涉司法的个人显然不是一般的与组织相对应的个人，而通常是能够代表组织、掌控组织能量的个人，能够干涉司法的个人的特殊性一定是与权势有关。
如果不是仅仅局限于从抽象到具体而是按照由普遍到特殊的逻辑来理解，宪法第126条前一句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所表达的意思完全可以视为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另一种表述。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职权，既需要改善地方党委执政方式，又需要完善地方人大监督制度，更紧迫的是要在人大制度基础上推进一府两院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政府与法院的制度关系，既要彻底消除那些以往长期存在的政府牵手法院形成的法院与有关部门合署办公、联合执法等现象，又要逐步改变那种通过掌控人财物等资源形成的政府挟持法院致使法院立案难、执行难的局面，使法院能够在行政审判活动中保持中立性和独立性。
一是因为行政权力在国家政权体系中最具扩张侵权的天性，也更容易使其拥有利用对人财物的实际控制形成干预司法的便利和优势，二是因为政府可能成为诉讼当事人，尤其是在行政诉讼中，政府作为被告有干涉司法的利益冲动。这里的关键问题显然是法院独立审判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宪法第126条规定的效力是否及于各级党委和人大。后一句话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换言之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不得干涉法院执法办案。来源：本文系作者在山东省东明县双百报告会上所作推进公正司法理论与实践创新报告部分内容摘要。
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宪政法治原则，当然也是处理执政党与法治关系的一条重要政治原则。解读宪法第126条规定的效力，应当将其与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正确领导和民主、科学、依法执政联系起来，在改善党对政法工作领导方式的系列司法改革中，不折不扣地贯彻不干涉法院审判的原则，并重视党的相关制度建设尤其要加强相关党内法规建设，以党内法规、党的纪律有效抑制地方党委、职能部门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现象。长期以来，宪法第126条规定由前后两句话构成的表述结构，被不少人误认为具有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该条款的重音被放在了后一句话，从而主观地将前后两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割裂开来，这当然就淡化了前一句话的基础性意义。当前司法独立的问题主要是指法院应当独立于政府，创造司法办案不受行政干涉的制度环境与条件。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其中包括在执政活动中遵守像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样的宪法规范。实践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保证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必须正确解读和有效保证宪法第126条规定的完整效力。
宪法第126条规定后一句话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其中的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更有实际意义。相反，社会上倒是存在着一种对体制改革的迷信甚至迷恋。
进入专题： 宪法 。对个人干涉司法现象的理性回应当然包括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通过司法体制改革减少领导干部个人干涉司法的机会和空间。前一句话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简言之即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意味着所有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干涉法院执法办案。地方党委和地方人大应当为法院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保持超脱地位提供政治保证和制度支撑。我们曾经因人大个案监督而困惑，走出监督司法与独立司法关系困局的唯一选择就是准确界定人大的监督职能及其实现方式，以监督权也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理念进一步完善与人大监督司法相关的权限、程序、方式、责任等方面的制度，不断推进人大监督法院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不仅提出法院人财物省以下统一管理的改革思路，更指出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
——作者题记 法院独立审判的最高依据是1982年宪法第126条的规定。除体制改革外，强化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念，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行为指南，出台一些管用的制度规范，管控领导干部的权力及其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效应，以避免与司法活动的交集，是非常必要的。
2013年12月，江西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联合下发《关于党政领导干部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插手、干预司法机关执法办案活动，违反规定的，将对相关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不仅如此，一府两院体制中的政府与法院的关系也必须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出于私心、私利干预执法办案是否属于个别现象暂且不论，即便不是普遍现象，也可以由此联系到宪法第126条规定的不受个人的干涉。实际上，没有人否定司法体制改革对抑制个人干涉司法现象的意义。
这意味着在法院与人大的关系上，法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大监督司法与法院独立司法必须统一起来。无论是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独立司法的关系，还是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抑或是完善一府两院体制中的府院关系，无论是突出领导干部不干涉司法的政治纪律要求，还是落实禁止领导干部干涉司法的具体制度措施，抑或是以去行政化为目标推进法院系统改革，无非就是为了构筑由观念、制度、体制等组合而成的维护独立司法的防线，以完整实现1982年宪法第126条规定的效力当年上边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表述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么20个字，五个口号。三个至上，三个代表，三个统一，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说三个，也许他们认识的最大数字就是三。
还有一条就是多党竞争那一条路，现在被认为是歪路邪路。但是，要知道，这样一来，将来的红线或高压线就可能更逼近我们，就真的设到了四米五或三米那个地方，我们的自由空间就进一步缩小，你将来还不得不再往后退。
雇请三个可能成贼的人帮我看家，我对谁都不放心。没有言论自由，依法治国的目标能否实现是堪虞的。
有些人就说，你这个搞宪法的不从制度上反思，扯到别人的人格上去了，可笑。如果什么时候能够把党委的决定变成平行监督的对象，也就是变成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司法审查的对象，那么的中国依法治国的万里长征就算是迈出了小小的第一步。
要建成制度的笼子，综观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大致有三种方式或三种方案。秦前红：在周永康刚倒下的时候，面临怎样总结周永康倒下的历史教训?官方与学界是没有达成共识的。这个三不主义，讲得多么好啊!但是，无论怎么说，三不主义机制必须落实在宪法和法律上。法是天下之法，不是您一家之法。
可惜在我国，总是不接受这种模式，尽量筹划这种模式。我那时担任《法学》月刊的总编，组织了大约有二十六篇支持实行宪政的文章并分两期发表了出来。
这次问谁?问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先生。五千年历史中国没有解决的，今天中国还是没有解决。
我觉得自己把这个基本道理讲了，那个所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根本不行。现在呢，有些地方旧不这样搞了，他们以党委名义发文件做决定，搞得百姓干瞪眼——行使了行政权力，而又不受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
